更重要的是“協調型”政策

這段時間，一些地方面向企業——特別是民營企業——頻出政策，不斷明確企業友好型的導向，共識清晰，也接地氣。但是，不少企業主還是感覺有點吃力有點累。究其原因，可能是職能部門各種復雜動作的接力接續，還有不小的優化改進空間；企業的某些功能、能力因為種種原因暫時弱化甚至缺失，導致經營行為接續乏力，資源要素無法暢流。

這時，需要有個力量或者某種制度安排，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，搭把手、過個橋。這還不是要給一般意義上的“政策紅利”——有老總講得很直白，現在的我們不期待刺激型政策，更希冀“協調型”政策。

企業想得很明白。刺激型政策是強心針，也許可以管一時，但是邊際效用遞減，可能還有副作用，且容易造成新的路徑依賴，干擾自己順勢轉型的部署。刺激型政策是有適用范圍和初始門檻的，不是什么企業都可以享受的，這本身就有公平正義、競爭中性的問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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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協調型政策是細水長流，全過程、全產業鏈、全生命周期，潤物細無聲地提供有需必應、非求不擾的集成服務。

眼下的中國經濟，有自身優勢，有良好趨勢，疊加在一起，可以轉化出眾多的新場景。現在需要只爭朝夕的，是場景項目化。落項目，需要一系列、一站式的協同協作。

對企業來講，不管面對多少職能部門，都是面對一個“整體政府”，這就強調政府的內部協調。可不能因為職能部門的精細分工，導致政出多門、九龍治水，“神仙打架，凡人遭殃”，客觀上增加企業的制度性成本。也不能因為時間窗口的切換，影響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。他們期待政策措施和工具能夠預調、微調、在過渡中調整，能夠盡可能地“平滑”創新，“緩釋”效力，而不是“一針下去，人跳起來”，更不能讓企業不明就里、無所適從。

內部協調不是急著出大量新政策，而是調適、調優現有政策，使之落實落細，更具操作性。協調各個利益相關方，找到統合利益訴求的路徑，解決單點故障。

內部協調的政策，其實是營商環境的基本要義。以下所要論及的，則是在特殊階段的針對性的紓困和助力之舉。市場經濟是流量經濟、“循環”經濟，資源要素如果流不起來，沉淀了、凝結了、僵化了，交易、貿易、循環就式微了，市場的發育和發展將會面臨極大的障礙。這時，就盼望出臺面向民營企業、以外部協調為特色的服務包，協調四面八方、解決單點故障，讓經濟流能接續，讓大項目能盡快落下來、轉起來。總的來說，就是要發揮“橋接”和“路由器”的作用。

現在企業有很多困難，從政府部門來說，寧可把困難想得嚴峻一點，加大協調的力度，整合各方訴求、集成解決問題。有的企業滿手債權，無米下鍋。恢復經濟流，可謂當務之急。“斷流”是傷筋動骨的，穩住存量企業，意義不亞于甚至勝過開設同等數量的新企業。對于特殊情境下“出險”的企業，不能簡單機械地聽憑它自生自滅。相應地，很多手勢自然要變。比如，金融機構就不要爭先恐后急著抽貸；有些地方，也不能平時讓民企干這干那挑擔子，企業有困難了就“劃清界限”、走得遠遠的。

內部深協調、外部巧協調，兩者都要快。這也是一種投入，要投早、投好。這也正是我們的制度優勢所在。值得強調的是，在這個節骨眼，職能部門、國資國企，一定要講誠信、守契約。兩者的誠信，是全社會誠信之基。快速解決拖欠企業賬款問題，是重中之重、急中之急。要打斷“職能部門欠國企—國企欠民企—民企欠所有人”的債務鏈。要勤于走“近”民企，但不能隨便走“進”民企。要控制涉企檢查等事宜，改變容易引發歧義或顧慮的相關表述，端正視聽，減少誤解。

做好“兩個協調”，有個前提——雙向感知。職能部門智敏感知市場主體的動態訴求，后者準確感知前者的政策導向。坐在辦公室，會被想象中的工作量嚇倒；走出辦公室，發現辦法總比困難多。還有關鍵一招：請企業家“自問自答”——他們在約束條件下一定能拿出建設性的解決方案。

（文章來源：解放日報）